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插队在甘肃农村

发布日期:2016-09-14来源:区政协办

  去年的10月19日至21日,应邀在西安悟陶斋古瓷标本博物馆讲课。尔后两天,参加了由《收藏》杂志社主办的西安第四届全国民间收藏理论研讨会。再后来五天,我又一次来到了甘肃平凉。

  故地重游,感慨万端,尤其当大巴行将到达目的地时,偏偏遇见火车从西兰公路上方横越而过,当第三天匆匆来到以前的农村住处,又恰恰遇见如今穿着西装的老熟人。这一切,令我回想起一段已逝去的岁月。

全国独一无二的“半乡办”

  36年前,作为知青,我曾在甘肃平凉四十里铺公社芦寨大队插队。住处是个有二百平米的大院。院内小径两旁,栽有数排花椒树,树的尽头为十多平米一块长方形空地,空地后面是相连的两间大小相若的土屋。东屋的炕大,由六个女生住,我们三个男生居西屋。而西头此屋,炕不大,却带有半爿小灶间。

  屋内极为简陋,土墙、土炕、泥地及两个长条凳。然而透出勃勃生气:带风箱的灶头,灶头上按一口新的大铁锅,此外还有二个铁水桶和一口高70厘米的深腹水缸。显而易见,这些,都是贫下中农为我们特意准备的。

  我们毕业于上海半中技学校〔中专、中技、半工半读学校〕,在甘肃农村插队期间,每人每月可得到16元津贴。这笔钱,系来自一个叫“半乡办”的机构,它的全名为上海市半工半读、中专、技校上山下乡办公室。后来直到1979年,我作为甘肃省原上海68届三类学生代表团成员〔代表团成员15人,持有当时甘肃省委开具的介绍信〕赴上海协商解决中发68〔159〕号文件的落实问题时,才从上访北京(国务院)回来的半中技学生口中获悉,上海市“半乡办”乃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机构,故建制上,上海“半乡办”不属国务院知青办管。同时还得知,中共甘肃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于1977年11月印发的《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冼恒汉的罪行材料》文件,在第二条中揭露:“1969年反党分子张春桥背着国家计委直接给冼恒汉打电话,要甘肃安排7000名上海技校生,冼恒汉立即照此办理”。此外,1979年春还有消息透露:上海“半乡办”系极左思潮产物,是张春桥、马天水之流策划泡制的;张春桥把7000名毕业生塞给甘肃,为此,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还拨出一批钢材,以补偿由此给甘肃增添的负担。

  上述传闻,不管真相如何,但上海半中技生在甘肃的农村生活过得相当轻松与自在,这是不争事实。以致79年的一份代表三类生观点的手抄件,称自己在甘肃插队是“四不像”:不像上山下乡知青;不像半中技毕业生;不像失业工人;也不像支内职工。而上述“硕果”,公正地说,是“半乡办”和三类生们当初谁都没料想到的。

平凉四十里铺芦寨大队

  1969年10月21日,我们由北站坐火车离开上海。到达宝鸡后的次 日,在平凉县委领导和军宣队的安排与引导下,百余名上海学生登上军用卡车,浩浩荡荡地驶入平凉县城。我们住宿在平凉县招待所,当晚,在招待所隔壁的人民电影院内,县委举行了隆重的文艺晚会。那几日留给我好印象的还有:开会在人民电影院,吃饭在县招待所;食物较丰盛,吃得亦格外自在,十人一桌,自由结伴;有时外出学生归来迟,过了开饭时间,可接待人员并无怨言,凡到场学生满十人、便开一席,显示出地主之大度与友善。

  我们在平凉县招待所休整了三、四天,然后被分散至平凉县的光明(公社所在地花所镇)和四十里铺两个公社属下的约二十多个生产大队。我和另二位男生及六位女生被安排在四十里铺公社的芦寨大队,开始了农村生活。

  后来的事实表明,在甘肃平凉插队,简直是一种福份。原因是当地政府,从县委、公社到大队,始终没有把我们当劳动力来使唤(可能还有省上),这就使得上海半中技生在农村的生活与劳动,普遍过得愉快和轻松。有些插队者所处的宽松环境,及其自由自在的程度,竟可用“逍遥”两字来形容。我记忆里,有三点印象格外深。一是我们所干的农活多数不重,大抵是剥玉米粒、种树、挖水沟,或者用架子车拉大粪之类的劳动,农忙季节时要割麦子、挑麦子等。二是在芦寨大队整整十个月的插队生活中,从来没有人强迫我们劳动过一次:想去就去,不愿意去 了,可以一个星期呆在院子里看书晒太阳,几乎不用担心有人会来打扰你。因此,我们芦寨九位知青,在十个月的劳动锻炼中,有出勤半年;有出勤数月;也有一、二个月的;我属于不足一个月的, 是“逍遥”型。三是甘肃的农活,原本就不似南方那般繁忙。田里庄稼自撒下种子后,大多不施化肥,也不大有人去照管、处于自然生长地步。乡间养猪,竟然如养鸡,任其满地跑,四处觅食。所以,甘肃的农闲时间较长,亦使得我们有充裕时间去赶集、串门、打牌、闲聊、游逛等。

  说福份,还因为我们插队期满一年便可上调工矿。再说,月月有16元津贴,没了后顾之忧;既便出工,亦只记考勤、不计工分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中学生(高中或初中毕业生)的插队,那才叫艰难。虽说第一年他们或亦有12元补贴,但庄稼活通常要从早忙到太阳下山,有时连吃饭都不下火线。在农村他们又大多一干就是数年,全靠挣工分过日子。这遭遇,同我们三类生相比,实有天壤之别。

  芦寨比我们原先想象要好,还在于它离马峪口仅有10-15分钟步行路程,交通十分便利。马峪口系丁字形路口,不只平凉、泾川往返安口煤矿的车辆必须在此爬山、下坡,它又是平凉、固原至宝鸡或西安的必经之路。这使我们的出门,变得十分便当。

难忘芦寨人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初到芦寨,吃饭由队上派,一日两餐,每人每日交四毛钱人民币和一斤粮票。由于我们大抵被安排在一些条件较富裕的社员家里用餐,于是摆上炕桌的经常是少臊子面,外加几小碟腌咸菜,如辣子、蒜苔、韭菜或白菜、萝卜等。若是白面馍馍,则就上小米稀饭,再配上一、二样土豆、白菜、粉条之类的热菜。总而言之,很少出现黄面巴子、乔麦面等杂粮。印象中,饺团只尝过一二次,好像还是吃了上顿饭后,我们主动向主人家提出的。之所以得到如此优待,这大致同公社、大队自上而下的关照不无关系,其中也不乏贫下中农自身的善良与厚道。

  平凉人对朋友非常友好、达礼,见面就是:“你吃了吗”。不管何时何地,大人小孩出于礼貌的第一句话,基本如此。有几次在道上,小不点的三、五岁小孩,竟然像大人一样如是问。我觉得奇了,我吃没吃与你何干。后来想明白了,这就是问候语,是文明,犹如“您好”,且更人文。您想,民以食为天,“你吃了吗”当然是头等大事,是亲人般的至爱关怀,它较“您好”更直率、更直奔主题。

  芦寨人对朋友好,还表现在推心置腹上。

  甘肃农村习惯吃两顿饭,时间为上午九点与下午四点前后。由于我们外乡人不识农家道,每日至少是上午那一刻,由贫下中农引路,不是大人便来小孩,带我们去他们住处吃饭。而在社员家吃派饭的整个过程,倘若从“斗私批修”角度去反省,实际上是过着一种地地道道“饭来张口”的“地主阶级”生活。不仅仅如此,主人家还得为我们提供数瓶开水,以备我们回去好用。说起来惭愧,有时我们起床晚,还要劳驾贫下中农或他们的小孩来回跑两次。然而对于我们的添乱,他们很少责怪,经常听到的是一些体贴入微的话,“这些娃怪可怜,20岁就离开父母”,或者是“打老远跑到咱西北农村,不容易”。小孩亦甚觉得我们的新奇,总喜欢与我们对对话,还乐意寻找点事情干干,甚至争抢着要提我们手中那空热水瓶。

  在芦寨,我们处处得到呵护,从心里感到温暖。回想起来,同时又感到一份歉疚。我希望芦寨人、平凉人、甘肃人,都家庭幸福,生活美满。我还有一个极深的印象,学龄前的芦寨孩童,他们比上海同年龄段孩子懂事、能干,但随着年龄增长,反差逐渐拉大。这后期教育的缺失,随着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的提升,相信差距一定会缩小。倘若到了那一天,西北农村十岁至二十岁的孩子,亦能获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孩子所受到的同等教育,那才是国之大幸耶。

  在芦寨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约二、三个星期后,我们开始自力更生。我们的独立伙食过程,一切显得自然又十分便当:炉灶、风箱、铁锅属现成的,人手亦不缺,男同胞便可胜任,何况还有六位女同学,而每旬初一、初五有集市,集市上的禽蛋等食品价格十分低廉。鸡、羊、蛋、核桃等交易都论个儿,核桃一毛钱10-12个、蛋约6、7分钱一个(甘肃的鸡蛋大、一斤8个)。第一次买了只老母鸡,仅一元五毛,觉得便宜,不久花二元钱竟买来3只童子鸡,回来一称总共7斤重。那时,粮票可以替代钞票,在集市上换羊、换鸡、换狗,交换比值约一斤粮票等同一斤肉。换句话说,用3-5斤粮票可换到一只鸡,8至12斤粮票可换到一只羊或者一条狗。我至今都没闹明白,二斤粮食喂不出一斤肉来,可缩衣节食的农民兄弟为何舍得拿肉禽换粮票,奥妙何在?这大概是荒唐年代的又一件荒唐事,是计划经济在作祟。

  平凉的猪下水极便宜,使我们经常可大块朵颐,一饱口福。当时国营牌价猪蹄每斤一毛六分钱,猪的心、肝、腰、肚、等统一为二毛钱 一斤。此外,我们还隔三岔五地去马峪口的小饭店打牙祭,最让人回味的是炒面和羊肉泡馍。

  马峪口的羊肉泡馍,堪称一绝。去年和前年,我在西安都寻着过把羊肉泡馍瘾。西安羊肉泡馍味道虽好,但我终觉得赶不上平凉。而平凉羊肉泡馍,当数马峪口的量多、味足、品质最好。去年在平凉城里品味羊肉泡馍时,老回回如是说。炒面,且不说色香味怎么浓郁,光是瞧着大师傅用满满一勺油(平凉盛产菜子油及杏、桃等,春暖花开时节,一会儿桃花红、一会儿菜花黄,景色迷人),把蛋和面条炒得肥嫩、晶亮,就够让人看得直咽口水。    

世外桃源

  插队在芦寨,我们来来往往的人不少。离我们近的,有在马峪口、清街、洪岳、下甲、上甲、米家湾、马坊等方圆30里地的同窗与校友,远的有在花所、泾川、华亭、安口等其他学校诸友。

  我外出十分频繁,以致同屋的伙伴严小敏、方国耀,常常说我把芦寨当旅店。不过,为寻访服役于空军地勤部队的同学,方国耀和米家湾的何国连,同我一道也走得挺远:三人翻山越岭到达陕西武功,与老同学在军营里欢聚两天后,又寻觅着当年西安事变的足迹去了临潼,并于华清池,留下三人影。

  但许多的时候,我又会在芦寨静心地读书,并做一些笔记。我记得,带去甘肃的书中有中国通史、孙子兵法等,还有毛泽东著作。读毛选主要因为书中有较多同国民党部队的交战史实,让人百看不厌。

  在芦寨幸会的朋友中,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内蒙古的江良青,他是我们同院女同学的哥哥、又是一位摔跤爱好者。于是,饶有兴致地同我们及胡宝华等几位朋友,在芦寨大院一块儿切磋摔跤技艺,并亲密地相处了一个星期。期间,我们还一起在芦寨打麦场为贫下中农作了摔跤表演。芦寨大队那时有一位姓梁的老乡,年纪大我3、4岁,身体壮实如牛,系公社武术队成员。当时,大家怂恿我作他的摔跤对手。不料,在众目睽睽之下,这位大小伙子被我用技巧重重地摔倒于地。这次摔跤,可能被不少芦寨人印入脑中,所以,去年虽说是我35年来第一次重返芦寨,可刚进村(芦寨大队现改为村),与我年纪相仿的芦寨人景玉亭见我便脱口而出:你叫高阿申;摔跤争(方言:厉害)得很;是个有文化的人。他三句话让在场的郭伏民夫妇、马利谦以及我的爱人都深感惊讶。当然,我更为感慨,因为我一直以为,在芦寨人眼里,我肯定是一个最没教养的插队者。

  那时我们很单纯,错误地把与爱情有关的东西视作低级趣味。故年纪20岁,尚不知谈恋爱和找对象同样属人间正道。而当时我所信奉的,依旧是70年代末盛行于上海年青人中的那一套江湖义气,喜好交结朋友。于是在我们芦寨住处,经常是客从四方来,还时常要三日一小宴,五日 一大宴。

  有件事回想起来甚感愧疚,对不起父母。1970年春节,听说我想回家过年,身无积蓄的父母给我寄来三十多元路费(当时平凉到宝鸡汽车票是4.9元,宝鸡到上海特快火车票是26.1元)。这笔款,是老人家用2枚金戒子从银行兑换的,兑换价为88元一两。然而那年春节,上海我没回,路费被我花个一干二净。

  一些朋友也取来最好的食物,在芦寨与大伙儿分享。我吃到过最肥的大闸蟹,属汪文斌拿来的,半斤多一只,来自阳澄湖。还有一次汪文斌送来一大包熏鱼,说搞不清是他家的、还是别人托其从上海捎来的。直到第二次在花所碰头,才知那美味熏鱼,是他母亲给塞进旅行包里的,可这熏鱼,他一块儿也没尝到。

  回想起在芦寨的生活,总有一种世外桃源之感。这感觉,来自芦寨的恬静和我们外乡人的喧闹;来自于同外部世界的隔绝,又能凭借一架收音机得到各种信息;来自于外面阶级斗争如火如荼,而我们自得其乐,还真的乐得很快活、有意思。

  说这些话,目的是反映当时客观真实。我总以为,在1969年10月至1970年8月间,上海68届半中技生在甘肃农村插队,与其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不如说他们由于接触了社会,开始真正步入了提高自身素质和个人能力的道路。

分配工作

  为期一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于1970年的8月份提前结束了。泾川、崇信、灵台的大部分半中技生被上调去天水、兰州,少部分与我们四十里铺和花所三类生汇拢,集中到平凉一中办学习班。

  然而,平凉安置办的既定方案,同我们被分配人员所提出的专业对口要求,始终相去甚远。例如,人手不足的地区红旗印刷厂,硬是不对上海印刷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开放。

  在学习班上,矛盾异常激烈尖锐,对峙的情景让人刻骨铭心。

  最后,呼天不应的学生只得以泪水洗面,有5人悲愤得晕过去。遭殃的还有一中教室,大面积玻璃被砸碎。

  最后,四十里铺的我、何国连;花所的刘加强、周彭朱〔1975年病逝于肺癌〕,因不服从分配,再次下农村至草峰公社,继续接受贫下

中农再教育。

  最后,150余名半中技生不得不去平凉的10多家县办厂报到,另有近50名半中技生进入平凉地区东方红印刷机械厂。三十年后拷问自己,我曾一度认为,在我们工作分配问题上,平凉县政府有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。最近五年,我才逐渐懂得,当时平凉政府并没错。是我们抢夺了别人手中的饭碗、剥夺了平凉200余名知青的就业岗位。我们的罪孽其实不轻、无意中改写了多少人的就业历史。至少,部分平凉居民家庭的生活负担,原本应该轻松一点。

  然而问题是,这能怪我们吗?我们何苦要20岁离开上海,千里迢迢,到平凉争饭碗!倘若改革开放早20年,倘若市场经济早启动20年,我们需要上山下乡或插队之类的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吗?我们只能祈求,这样的上山下乡,以后不要再来。

高阿申(选自《知青专辑》一书)